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字眼，“浙江经济”是全国关注的焦点。然而，伴随着逐步显山露水的“成长的烦恼”，“浙江人经济”这个乍看大同小异的概念浮出水面，而它受关注的程度绝不亚于“浙江经济”。
“浙江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地域，是指在陆域10余万平方公里和海域26余万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而“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是近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
焦虑中诞生“浙江人经济”
不论承认与否，“浙江人经济”这个新概念的流行源于“骄傲”之后的“焦虑”，以及由此派生的某种无奈。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有两件事情让浙江感到无比骄傲：一是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二是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
直到本世纪初，尽管这种“骄傲”在继续，但是一种“焦虑”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经不是当年“年初赤条条出门，年末腰缠万贯回家”，做的全是净赚的买卖，而是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离家出走”。
据统计，现在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上海发展，其中规模以上的有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之多，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已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至少有3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居于全国首位。
宽容面对“浙江人经济”
毋庸置疑，承受巨大压力的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复杂的。然而，当时间渐渐过去，人们在关于如何突破“成长的烦恼”的思考中发现，流动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禀赋，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溢将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台州市路桥区工商业发达，各种资源的紧张程度高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几年前就承受过包括吉利集团在内的不少大企业外迁的压力。路桥区区长虞选凌说，判断资本流动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资本充分长大。和虞选凌一样，如今的浙江，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有了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胸怀。
2003年底，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与会的浙江各级领导一片掌声。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浙江出现“成长的烦恼”，固然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积弊，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缓解“成长的烦恼”，是浙江永远都不能忽视的选择。然而，选择不是惟一的。浙江毕竟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有限的环境承受力和资源支撑力与无限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迟早会发生的，放飞发展的张力而不是画地为牢，应该成为浙江突破“成长的烦恼”的另外一条思路。
“资本外溢” 一箭双雕
对于市场主体大多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浙江年轻企业来说，“资本外溢”，企业外迁，不仅得到了资源、人才和利润，更重要的是走上了一条技术和经验积累的捷径。
绍兴县县城坐落在柯桥镇。这里拥有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中国轻纺城。以此为依托，该县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以纺织印染行业为主体，现有各类民营经济实体5000多家。绍兴县的雄峰集团在新疆石河子市独家开办纺纱项目，计划建设成纺纱55万锭、织布机1000台、棉浆粕7万吨的超大项目，预计总投资达38亿元，成为浙江省在新疆最大的在建工业项目。据介绍，这些项目建成后，不仅将使石河子大部分棉花产品得到就地销售，而且会使当地的棉纺产业一步进入现代化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