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把政治民主挂在嘴上，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建立议会民主政体，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是不可思议的。
有趣的是，十三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
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担忧者并非总是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自从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以来，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民主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也不放心地问，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从政门槛不会随意放低
浙江的私营企业主中，最接近从政标准的，是徐冠巨。2003年早春时节，他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跻身于省部级官员序列。始终将“责任”挂在口头的徐冠巨，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无意于下一届，他希望有更合适的人替代他。
一个对徐并非特别友好的浙江私营企业家，相信徐冠巨的言说不是随便说说拉倒的场面话，“如果他有野心，不安分，中组部的试点，就不会落在他的头上。这样的开放不是无条件的。”
徐冠巨这样高级别的“从政”，也是执政党谨慎作出的试点。当选副主席之前，徐作为三省市试点的成果之一，当选了长期由省政协副主席担任的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作为工商联会长试点的时候，中共的统战部门对候选人的条件，“强调”过一个政治标准：社会主义的公私观、义利观、信用观和法治观。
且不论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中共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中共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是自己人。即便是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惟一依据，没有中共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
也就是说，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是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
200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政协常委会上，对包括徐冠巨在内的2000余全国政协委员的推荐提名作了一个正式说明。包括浙江省6名私营企业主在内，尽管所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诞生，都是“各党派各个方面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但“换届人事安排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是中共中央决定的。
“适当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中共中央就人事安排所确定的一个原则。查访跻身全国政协的浙江6位私营企业主，不是来自民主党派，就是来自在全国政协拥有议政席位的八大人民团体。
可见，“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砸”出来的。它是执政党在有序开放的前提下，主动而为的。
我们再看私营企业主全军覆没的那次浙江省副厅级官员公选考试。2004年7月18日，10位私营企业主参加笔试。全军覆没无缘面试的“惨状”，让盼望有点新气象的党的组织部门的官员感到遗憾。遗憾归遗憾，执政党的从政门槛，却不会随意放低。
其实，商人从政的门槛，在公开招考之前，业已被抬高。浙江省委组织部有约在先：私营企业主一旦闯关成功，就得洗脚上田，放弃自己在公司的所有职务，转让自己在企业所持有的股份。
考察完执政党对私营企业主“从政”的制度细则，人们想起《世纪大拍卖》的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她在确认“俄国的样板对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还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执政党的权力相当稳固”。